不少大陆人感叹到了国外,国外华人不待见,总自以为是他们势力眼,其实自己都不了解自己民族的历史,让人怎么待见。
那些华人,他们的亲人,有的在大陆时被迫害、财产被掠夺、甚至被虐惨死,自己自小也因此被迫在异乡颠簸流离,两代人含辛茹苦在异国争得一席之地,换位思考一下,处在他们的位子上,你见了这些自认天朝子民、麻木而又自我感觉特别特别好的大陆人会是什么感觉。仅仅是因为穷么?
梁羽生的例子很典型的。从网上收集的信息,梁父本是爱国乡绅,在土改时被杀,梁逃命到了香港,后来,80年代,故乡修塔,让他捐款,他捐了800,有人认为捐少了。金庸父亲也是因地主身份被镇压。据说,野夫的《地主之殇》上写,中国被镇压的地主达三百万。梁和金的小说,很多主人公是以身负杀父之仇开始的,也许他们写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内心的挣扎。
还有逃到越南等地的,北京奥运会时,第一个加拿大金牌得主,就有大陆血统,她的父母是加拿大收留的来自越南的难民,她的父亲是从广东逃到越南去的。大陆人一看,wow,大陆血统,好亲切,再看看她的经历,不知道会是什么感受。
这个案例我做过一点研究,下面是我北京奥运期间博客上写的:
从这两个帖子推测, 她父亲随自己的父母从广东到越南, 正是文化大革命(1966-1976), 当时他父亲三岁. 黄的母亲是越南人. 后来黄的父母以难民身份到加拿大时, 估计是我们的对越自卫反击战(1979年2月17日至3月16日)的时候. 当时他们已经有两个孩子了. 黄是第三个, 在加拿大出生.
像那个诺贝尔奖得主崔琦,9岁从大陆出去的,再一看,之后,父母都在河南饿死在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
也许有大陆人会说,又不是我干的,跟我何干,你当然可以这么想,只是说明有的大陆人还是那么麻木、愚昧,也说明有人不断讲述那段历史的必要了。我就不相信如果那片土地上生活的人整体上不那么麻木、愚昧,那些事会在那片土地上发生,而且发生多年有些人还没有一丝忏悔,而这和我们每个个体就没有关系?
在网上看到,现在那个文笔塔改名为“梁羽生公园”,经过两代人的努力,终于将势利眼演绎到了极致。
不过,大陆人也并不是都是这样的,还是有聪明和有良知的人的,欣慰的是,那段历史还是有有心人作了部分笔录的,可以上网搜一下,王友琴女士的《文革受难者》。
试想,如果大陆人都是有权力者说什么是什么,说拆迁,马上卷铺盖,哪怕流落街头;政府说杀人有理,民众马上上街举着横幅,感谢共产党;党说,团结一致向前看,民众就不回头;政府说,台独、达赖、美国等等很可恶,民众马上觉得整死他们才解恨,没有人有异议......那该是一个怎样的民族。
1967年夏末,湖南道县。
蒋晓初的父亲叫蒋勋,1942年毕业于湖南大学历史系,1949年后在道县当教师,并曾担任过道县一中的校长,因出身不好成份高的缘故被开除回家,这时已同几十个地富分子及子女一起被关押在大队部,其二儿子蒋晓中也关押在里面。蒋晓初太幼稚了,竟然跑去大队部宣传毛泽东思想求求“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试图说服哪些丧失了理智的基层干部。结果被关起来,与其父亲和几十个地富及子女一同杀掉。
......
道县杀人事件……从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历时66天,涉及10个区,36个公社,468个大队,1590个生产队,2778户,共死亡4519人,其中被杀4193人,逼迫自杀326人……
受道县杀人事件影响,全地区其余10个县市也在不同程度上杀了人。全地区(含道县)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9093人,其中被杀7696人,逼迫自杀1397人;另外,致伤致残2146人。死亡人员按当时的阶级成份划分∶四类分子3576人,四类分子子女4057人,贫下中农1049人(大多数有不同程度的历史问题),其他成份411人。其中未成年人826人。被杀人中,年纪最大的78岁,最小的才10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