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在德国人甚至全世界都在缅怀那些穿越柏林墙的遇难者、幸运者时,我们的那些遇难、幸运的同胞有谁记得他们呢?这里转贴一篇以缅怀那个岁月里苦苦挣扎的、普普通通的大陆人。希望以后有机会去蛇口江边看看,听人们讲讲他们的故事,也祝愿那些不屈的灵魂安息。
转自: http://qkzz.net/magazine/1005-5444/2007/12/1651349.htm
1840年香港被英国人占去以后,这个脱胎于珠三角的岛屿从此便走上了一条与大陆母体完全不同的路。尤其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意识形态的差异使得两地的分道扬镳显得更加坚决和迅速。然而,在差不多三十年的时间里,政治铁幕并未将香港与祖国大陆的脐带完全斩断,除了官方有限度的交往,以偷渡为主的民间形式始终活跃。值得注意的是,偷渡甚至一度成为珠三角一带人们释放政治高压,获取物质需要的重要途径。
二十九年“偷渡潮”
由于地缘和文化上的亲密关系,粤港之间本不存在偷渡问题。在没有设立身份证制度之前,两地人民的进出往来,基本上不受限制,边境界限也十分模糊,内地人到香港工作经商,或者香港居民逢年过节返乡省亲,都是很平常的事。即便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两年,香港的大门也没有对广东设限,内地人照例去香港谋生,汇钱回家供养家庭,海外之人也取道香港回祖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1951年,朝鲜战争爆发,香港加入西方国家的贸易禁运,粤港交通被人为地封闭,大陆居民往来香港开始受到严格的出入境申请限制。至此,大陆非法移民问题得以在香港产生。同样,广东也出现了“逃港”——这一特殊的社会治安问题。
在1951年到1980年的29年中,大量的大陆非法移民和政治难民以偷渡的形式从广东进入香港,这个数字有多大?尚没有准确的统计,仅据广东省委边防口岸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统计,1954年到1980年,官方明文记载的“逃港”事件就有56.5万多人次。这个数字明显是偏低的,因为,对视偷渡为常事的边界居民来说,很多日常性的“逃港”,根本是无法统计进去的。总而言之,上个世纪60至70年代,偷渡成了广东民间的一种风气。从城市到乡村,从孩童到老人,各色的群众以不同的方式向粤港边境靠拢,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或爬火车,或乘小船,或只身泅水,不顾一切,向着香港奔去。曾有老人回忆,在那个时代的广州,群众常常自发去珠江中练习游泳,其目的就是为了在日后的“逃港”中用得上。不少人从小便被家人灌输“好好练身体,日后去香港”之类的思想。
29年的偷渡风潮中,前后掀起两个高潮:其一是1962年,10多万来自全国各地的试图偷渡者汇集到深圳,分水陆两路涌入香港,最终有近6万人偷渡成功;其二是文革刚刚结束的1976年至1980年,前后四年,约有30-40万人非法从珠三角各地奔香港而去。
“五月大逃亡”
1962年的“逃港”高潮,主要发生在那年的5月份以后,因此,当时的香港媒体曾以“五月大逃亡”以冠之。据记载,单是在5月16日那天,便有5000多人,由新界边界地区剪破铁丝网涌入香港。
进入60年代以后,“大跃进”的恶果全面进发。当时,珠三角一带的老百姓为了解决粮食短缺问题,纷纷致信香港亲友求助。香港亲友便把食物装入锌铁盒子密封起来,用毛巾或布把盒子包得严严实实,写上姓名地址,通过邮局寄回大陆。然而,国内政府出于政治考虑,一度下令禁止邮包入境,于是所有的邮包全数折回香港。人们没有饭吃,自然就寻思着往外跑,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偷渡完全是形势逼出来的。更为重要的是,港英政府从1961年3月开始实施了新身份证申请政策(俗称“抵垒政策”)。新政策规定,给予那些可以成功抵达市区而又有亲戚朋友接济,加上本身具有工作能力的人士签发香港身份证。这样的做法,是港英政府为了解决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劳动力短缺所提出来的,但实际上相当于变相地承认了非法移民的“合法”身份。新政策的实施,成为非法入境者的“大赦令”,以至于粤港边境谣言四起,说什么“英国女皇诞辰,大放三天”、“第三次世界大战快打了”,不少群众认为,只有“逃港”才是唯一的生机。
1962年初,农历新年刚过,成群的大陆非法入境者开始大批大批越过陆路边境,进入香港,每天人数都在数百人上下。当时,在宝安县由东至西长达150公里的公路上,外流群众一波接一波,如同浩浩荡荡的“南下大军”一般,奔向边境线。这些试图闯关的人们,主要来自广东境内的广州、惠阳、东莞、南海、台山等地,也有从外省闻风跟来的,籍贯遍及12个省区。宝安与新界交界的梧桐山,是“逃港”的必经之路,因此在那段时间里,这里差不多每天都聚集了成百上千的偷渡者。同时,公安边防也在这里重兵布防。面对封锁,这些偷渡者自发组织起来,常常是青壮年手执木棍在前面,妇女和老人在后面手拉着手,肩并着肩,以示威的姿态强行冲关。
除了陆路,还有不少人选择海路。偷渡的地点一般是距离香港4公里的蛇口,这里的海边有大片的红树林,偷渡者往往会躲在林中,趁边防人员换岗的间隙迅速下水。当时,中英两国以水为界,不论潮涨潮退,只要一下水,就出了中方地界,无权再管。黑夜之中,他们以气垫作船,球拍为浆,有的甚至什么也没有,孑然一身,就投入了惊涛骇浪的深圳湾。十多年问,不知有多少前仆后继的偷渡者被海浪所吞没,以至于后来在蛇口搞开发时,挖掘机掘开土地,人们一次就发现了400多具偷渡者的尸骨。
马思聪的思乡曲
转自网易凤凰的博客
1912年5月7日,马思聪作为马家的第五个儿子,出生在广东海丰县幼石街上的一座深宅大院里。马思聪的父亲马育杭同广东的风云人物陈炯明是总角之交,后来当上了广东省的财政厅长。1923年,11岁的马思聪随大哥来到法国,开始了他的音乐生涯。在这里,他接受了严格的小提琴训练,同时学习了作曲。
1931年初,马思聪告别巴黎回到祖国,来到广州,正式开始了他的职业音乐生涯。 1932年马思聪与他的女弟子王慕理结婚。在此期间马思聪创作了大量音乐作品,最有影响的为《蒙古组曲》,其中的《思乡曲》成为他的代表作。解放后,这首小提琴曲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选为台广播节目的开始曲。全国解放前夕,马思聪面对美国人邀请他全家去美国定居丝毫不为所动,毅然来到北京,担任燕京大学教授、华北文工团剧团长、全国文联常委、全国音协副主席等职。全国解放后,周恩来总理亲自任命马思聪担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
马思聪是一个安分守己,谨慎小心,不肯冒险的人。但在“文革”中遭受非人对待和残酷迫害。感觉再无生的希望的马思聪一家在蛇头的协助下先是出逃到香港,后辗转到美国费城。每每在家中沉静的时候,他总会演奏起那首《思乡曲》,表达对祖国和家乡的思念。他说:国家不是房子,房子住旧了,住腻了,可以调一间,祖国只有一个。”
1971年夏天,美国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前往中国,为尼克松总统的“破冰之旅”打前站,他从北京返美后,托人向马思聪转达了周恩来总理的问候,并转述了周恩来的原话:“我平生有两件事深感遗憾,其中之一就是马思聪50多岁离乡背井去美国,我很难过”。
1985年春节,时任中央学院院长的吴祖强的越洋电话联系马思聪,告知平反的消息。 收到平反通知的马思聪全家处在极度兴奋之中,他的大女儿马碧雪在父亲平反后想到美国去探望父母,但马思聪说不用来了,他们很快就要回国去了。从他阻止分离了19年的女儿赴美国的这句话上,就能听出他的心是多么急切。 年初二,马思聪会见平反后第一个前来采访他的中国大陆记者,他万分感慨地说:苏武牧羊19年啊!
但是马思聪的归乡之路却并非坦途。在咨询回国手续时,对方告知,“需要马思聪先到中国驻华大使馆申请,再承认个错误”,而马思聪多年来曾经7次赴台,也成了他不能很快回国的一个原因。
1987年3月,马思聪感冒住院,转为肺炎并引发心脏病。5月20日,手术失败,在美国费城宾州医院冰冷的手术床上,中国一代音乐巨子马思聪,与世长辞。终年76岁。
2004年6月《人民音乐》杂志副主编于庆新出访美国时,向马思聪的外甥女汪镇美夫妇提出要拜谒费城马思聪墓地。令他吃惊的是,马思聪先生没有墓地,他们夫妇的骨灰存放在一处宁静开阔的公墓最后边的骨灰堂里。于庆新心中一阵凄凉,决心帮助马思聪先生的骨灰回到祖国。温家宝总理很快将此事批示下来。2007年13日,中国着名音乐家马思聪夫妇骨灰在广州白云山麓湖聚芳园举行迁葬仪式。马思聪之子马如龙亲手将父母骨灰撒在聚芳园马思聪雕像后,终于实现了马思聪先生40多年来回到祖国的梦想。
曾看过关于马思聪外逃的文字,说马乘坐的小破船靠岸后,被港警盘查亮明身份时,警察不相信他就是久负盛名的音乐大师,马拿出小提琴,含泪拉了其代表作<思乡曲>,如歌如泣的旋律,充满离愁别绪的凄婉,深深打动了警察得以行.1967年,马定居美国受政治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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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个拉《思乡曲》的段子听来凄美动人,不过,我认为是艺术加工。国内很多艺术加工的故事,比如有个段子说周恩来去世时联合国降半旗,不可能的,试想现在北朝鲜哪个领导死了联合国会降半旗,西方人认为他们都是一回事儿,除了金正日,估计他们都分不清谁是谁。